散文家、翻譯家梁遇春是古代文學史上如流星普通閃爍而過的人物。他于1906年誕生于福建閩侯（今屬福州），17歲考上北年夜預科乙部英文班，兩年后以第五名考進北年夜英文系，23歲時以年紀班級最小、成就全系第一結業。結業后受葉公超之邀赴上海暨南年夜學本國語文系任助教，不久又回北年夜英文系任教員，并兼北年夜藏書樓西書編目主任。

這一路走來，梁遇春逐步顯顯露才幹矛頭。在北年夜英文系唸書時，他即遭到陳西瀅、溫源寧諸傳授的激勵（《凄風苦雨吊文豪》，1932年7月10日《北平晨報》第6版）；同時其小品文的寫作與翻譯，也獲得諸如林語堂、周作人的提醒與點撥。

1932年6月25日，因患猩紅熱，梁遇春于北平遽然往世，文壇一片哀惋嗟嘆之聲。他的老教學友廢名說“在我覺得真是一個喪失。我們只好想到年夜塊的寂寞與豪奢……”（《悼秋心（梁遇春君）》，1932年7月11日天津《至公報·文學副刊》），周作人致施蜇存信中說“秋芥蒂故，亦文壇一喪失，廢名與之最稔，是以年夜為頹廢”，胡會議室出租適憐惜“中國掉往了一個極有文學愛好與天賦的少年作家”，“這是我們最悲傷的”（《吉姆爺》編者附記，《吉姆爺》，商務印書館1934年）。“遇春早逝世十年，或是晚逝世十年，我們的悲痛也許沒這末〔么〕年夜，但偏偏在他的天賦方才長翅的時辰，我們才感到非常惋惜。”（《凄風苦雨吊文豪》）

在弔唁的同時，學界也對梁遇春的文先生涯與殊異成績做了蓋棺之論，說他是“近數年來新起作家中之最富風度者”（《悲悼梁遇春君》，1932年7月7日天津《至公報》第5版），“文小樹屋章意境之別緻，為普通散文家所不及”（《凄風苦雨吊文豪》）。又因他翻譯了英國蘭姆等浩繁作家漫筆，其小我小品文也有蘭姆的作風，被人們稱之為“中國的愛利亞”（溫源寧Liang Yu-Ch’un,A Chinese Elia，1934年；郁達夫《中國新文學年夜系·散文二集》導言，1935年）。

梁遇春逝后，留下一堆已出未出的遺著；也因他的促離世，給后人梳理其著譯作品帶來不少疑云。關于梁氏生平著譯的多少數字種類，最早提到的是《新月》雜志，在其“盡筆”《Giles Lytton Strachey，1880—1932》一文的編纂附記有如下記敘：

著者梁遇春師長教師 （筆名秋心）不幸已于六月二十五日在北平病故。在他抱病前的兩禮拜，他很大方地給了 我們 四篇文章。本期先登他的兩篇批駁（另一文見“海內出書界”）,其余兩篇小品文以后當分期頒發。梁君遺著已出書者有小品散文《春醪集》以及《英美詩歌選》（按：應為《英國詩歌選》）,《小品文選》《紅花》《草堂漫筆》,《厄斯忒哀史》《草原上》《蕩婦自傳》等譯品共二十四種，未出書者有小品文集《淚與笑》及“隨錄”十余篇,現已由其知友廢名君擔任編纂,不久將由新月書店出書。（《新月》第4卷第3期，1932年10月）

由文中可知《新月》編纂對梁遇春的熟稔水平，有人據此揣度此編纂為葉公超。葉公超是梁遇春人生中很是主要的人物，二人年紀只相差兩歲，亦師亦友，也可說是知遇良知。1928至1929年間，葉公超曾邀梁遇春一路為《新月》雜志專欄“海內出書界”撰稿，專門譯介那時海內的著作學人，此前《新月》共刊載過梁遇春16篇此類書話。上文說到梁氏遺著的詳細種數及后續設定等情況，可見應當是介入檢核清算梁氏遺著遺稿的知情者；而由此前《至公報》發布的梁遇春往世訃告及后事設定可知，葉公超是治喪委員會十五人之一，且云“梁君遺著將由葉公超馮文炳二君為之編訂排印”（《悲悼梁遇春君》）。馮文炳即廢名，此說正與上文相吻合。另上文所說四篇文章，便是6月初梁遇春交給《新月》的四篇漫筆《Giles Lytton Strachey，1880—1932》《亞密厄爾的飛來茵》《又是一年春草綠》《春雨》，想不到竟成其最后遺作，后也由葉公超陸續刊發于《新月》雜志。

文中明白說，梁遇春已出書的遺著有24種，未出書的有《淚與笑》及“隨錄”十余篇。這24種已出遺著，除下面所列8種之外，其余16種并未作詳細闡明。而那時未出書的，也不止《淚與笑》一部。

依據現存各類材料覆按，梁遇春生前已出書并有原版記載保存至今的著譯作品共有20種，其第一版時光及次序如下：《潘新可夫》（1928年3月）、《近代論壇》（1929年4月）、《春醪集》（1930年3月）、《小品文選》（1930年4月）、《英國詩歌選》（1930年8月）、《幽會》（1930年10月）、《紅花》（1930年10月）、《厄斯忒哀史》（1930年12月）、《一個不受拘束人的崇奉》（1931年1月）、《詩人的手提包》（1931年3月）、《我們的村落》（1931年5月）、《最后的一今日記》（1931年5月）、《三個生疏人》（1931年5月）、《忠心的愛人》（1931年5月）、《老保姆的故事》（1931年5月）、《草原上》（1931年6月）、《芳華》（1931年7月）、《蕩婦自傳》（1931年7月）、《情歌》（1931年11月）、《英國小品文選》（1932年5月）。以上除《近代論壇》在上海春潮書局、《英國小品文選》在開通書店出書外，其余18種均在上海北舊書局出書，此中有11種被列進該社“英文小叢書”。于此可見出梁遇春平生與北舊書局之間結緣之深。

梁遇春往世之后，還有3種遺著出書，分辨是《吉姆爺》（1934年3月）、《淚與笑》（1934年6月）、《小品文續選》（1935年6月）。

《吉姆爺》是合譯稿，梁遇春生前僅翻譯了部門，完成後面十五章的清稿與第十六章至第二十三章的草稿，并將後面十五章清稿交給胡適，應當是請他審稿。此年頭，梁遇春還請胡適“斧削”過留念徐志摩的文章《Kissing the Fire（吻火）》，想不到只隔幾月，本身也為別人所悼。后在胡適、葉公超級人的設定下，尋出下面草稿，讓其同窗袁家驊收拾，并持續譯完其余的第二十四章至第四十五章。譯稿完成后，取得中華教導文明基金董事會的贊助，交付商務印書館出書，胡適作《編者附記》論述原委，置于篇首。

小品文集《淚與笑》的出書經過歷程，倒是一波三折。此集最後應是預計交由北舊書局出書，請石平易近作序；初擬名為《空杯集》，與《春醪集》對應，后來不知為何改為《淚與笑》（此名取自本集首篇文章）。此年秋天書稿交由廢名帶到上海，但被北舊書局推拒。1932年春，原稿又由石平易近寄回了北平梁遇春處。4月18日梁遇春在給石平易近回信中譏諷道：“文稿已收到。感謝。它這么往海上一游，似乎《紅樓夢》中之寶玉,所以我對他也拭目以待了。”不久梁遇春病故，如上文《新月》所說，葉公超級人在設定善后之事時，應是磋商好將此書稿交由廢名編纂，擬在新月書店出書。但此事一向無果，直到1933年11月1日俞平伯致周作人信中仍言及此書出書的艱巨：“秋心集付刊殆仍將碰鼻歟？”后經周作人、廢名、俞平伯、葉圣陶等人配合盡力，才得以在開通書店出書（孫玉蓉編注《周作人俞平伯往來通訊集》，上海譯文出書社2013年），這距他往世已是兩年以后。全書收文22篇，許是出書艱巨的緣故，介入同志對此書予以特殊推介，書前有廢名、劉國平、石平易近三人作序，書后又有葉公超的跋。

《小品文續選》，梁遇春在1931年10月19日致石平易近的信中有說起：“我譯的《小品文續選》，你見到沒有？ 我本身感到比前一本好些。”這闡明書稿早在梁遇春往世前八個多月即已交給北舊書局，但直到往世三年之后才出書。在未出書的遺稿中，還有“‘隨錄’十余篇”，據《新月》所說，“現已由其知友廢名君擔任編纂，不久將由新月書店出書”。此“隨錄”能否即《小品文續選》書稿（加上序共11篇文），亦或是其他散篇佚稿，則是一個謎，在廢名與石平易近小我史猜中亦未見有說起。不外，無論是《淚與笑》仍是“隨錄”抑或其他，梁遇春的著作都沒有在新月書店出書過。

綜合以上，今朝所見梁遇春單集共23種，此中除《春醪集》《淚與笑》兩部小品文為小我撰著外，其余21種均為翻譯作品。生前已出書的作品共20種，與上文所說24種遺著比擬，少了4種。而《新月》文中所說已出書的《草堂漫筆》一書，后人一向未見。此書為英國作家喬治·吉辛的漫筆集。據學者鄭枕戈《梁遇春年譜》（福建教導出書社待出書）中考索，梁遇春曾在三個處所說起此書。一是小品文《人逝世不雅》（1926年）：“George Gissing在他的《草堂漫筆》（The Private Pa⁃pers of Henry Ryecroft）說生之結束不克不及夠使他可怕,在床上久病卻使他想起會懼怕。”二是吉辛《詩人的手提包》譯文集序文（1931年）：“他 （吉辛）暮年寫有一本散文,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，佈滿了舒適幽怨的情調,是散文里一部杰作。”三是1931年4月24日給石平易近的信：“現正從事注《草堂漫筆》,變個實足的馬二師長教師了。”梁遇春早就對吉辛此書心牽掛捆紮之，在往世前一年，已在著手譯注。按梁氏一貫的翻譯速率，此墨客前應已譯完并交給北舊書局編纂。但葉公超級疑有誤記，此書在其生前并未出書，由於在1933、1934、1935三年的上海北舊書局圖書目次中，一向都有“《草堂漫筆》 梁遇春譯注 印刷中”的市場行銷。而希奇的是，此書一向在漫長的“印刷中”，并未有實書面世，此后也沒有再呈現此書已出書的市場行銷。有興趣思的是，吉辛此書在那時頗受學者喜愛，周作人以為“確是很風趣味的書”，聽說郁達夫、施蟄存都曾動聚會場地念要譯此書。而在上世紀20至40年月，至多有不下6個譯本（全譯或節譯）。

除《草堂漫筆》外，依據已知史料，梁遇春那時已明白列進出書打算的譯著還有：《愛情與婚姻》《哈代評傳》《紅字》《老婦人們的故事》《無名的裘德》《卡拉馬佐夫兄弟》等。這幾種圖書在那時書報上都有刊發市場行銷，但都未見實書。《愛情與婚姻》，愛理斯著，梁遇春譯，1929年3月15日與《近代論壇》一書的市場行銷同時刊登在春潮書局第一版的謝冰瑩《參軍日誌》書末，市場行銷標注“印刷中”。同年4月30日此書市場行銷又在春潮書局新出的《近代論壇》書末“春潮書局出書舊書”預告欄刊載，同期還有《哈代評傳》《近代論壇》兩書的市場行銷。《近代論壇》，如上所述，已于此年本月出書。《哈代評傳》，柴爾德著，梁遇春譯，市場行銷僅此一見，也是在“印刷中”，此中市場行銷中有說道：“邇來大師都談哈代（Thom⁃as Hardy），譯哈代，讀哈代，而值得讀的哈代評傳卻還沒有。此刻梁師長教師替我們補上了這個缺憾。”但此書后來并未出書，“缺憾”也成了永遠的缺憾。《紅字》（美國霍桑著）、《老婦人們的故事》（英國本涅特著）、《無名的裘德》（英國哈代著），與《蕩婦法蘭德斯自傳》（即《蕩婦自傳》，法國笛福著）四種譯著的市場行銷，1929年6月1日刊于《北新》半月刊第3卷第10號同期，列為“世界文學名著百種”，市場行銷對各書內在的事務均有具體先容。這幾部書，除《蕩婦自傳》后于1931年7月在北舊書局出書外，其余三種均未見實在書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卡拉馬佐夫兄弟》，是梁遇春以為的“全國古今第一本小說”，被列為擬寫批駁文章的“杰作”之一。據學者查證，《北新》半月刊也曾登載過梁遇春此書譯本的市場行銷，亦是列進“世界文學名著百種”。（程璐《北新文學市場行銷研討》，廣西年夜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19年）惋惜此部最后也未見實書。

除以上之外，今世學界、出書界還存在幾部有爭議的梁氏譯著。一是《罪與罰》，簽名耿濟之、梁遇春合譯，東風文藝出書社2017年出書。此合譯本在平易近國從未有任何信息說起，書上也沒有相干版原來源闡明。耿濟之，為著名俄文翻譯家，1922年至1937年間一向派駐蘇聯，與梁遇春幾無交集。曾翻譯《罪與罰》，書稿交付商務印書館出書，1932年因“一·二八事情”烽火被毀。直至若干年后的1986年，中國臺灣前景出書公司出書了簽名耿濟之譯的《罪與罰》，稱系昔時商務殘本復出。后經人考據，此書實為1936年上海啟明書局汪炳焜譯本之偽托，只是稍做了一些文字修正。而比對文字可知，東風文藝版也是據此本改革而來。二是《海上棠棣》（合譯），古代文學研討學者吳福輝以為是梁遇春“至今惜未見書”的四種佚作之一（吳福輝《梁遇春散文全編》媒介，浙江文藝出書社1992年）。此書據學者鄭枕戈考據，實為江西永修人，右派作家王秋心、王環心兄弟合著的詩歌戲曲集，并非譯著，只因著者名字中有“秋心”二字，即認為是梁遇春，且標注“合譯”，實為誤植。三是《魯濱遜漂流記》，簽名梁遇春譯，今世稀有家出書社出書過。《魯濱遜漂流瑜伽場地記》為經典滯銷書，傳播甚廣，版本極多，但此版存在諸多疑點。今世學者荊素蓉在《梁遇春翻譯研討》一文年譜部門與附錄“梁遇春著譯作品目次”中，雖列有此書1931年出書于上海北舊書局的信息，但純屬小我猜測，因她在文中說“未能找到該譯作的平易近國版，也未能找就任何有關這部譯作的文字信息”（荊素蓉《梁遇春翻譯研討》，華東師范年夜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19年），可見此書出書并無實據，甚至連相干書目市場行銷都沒有。而以北舊書局一向器重圖書宣揚的作風，其他已出待出圖書，基礎城市有市場行銷或書目信息流出，像如許一本滯銷書卻沒留下任何相干信息其實不成思議。此其一。其二，下面某出書社昔時擔任謀劃此書的編纂，不久前和筆者說，此書是他誤將徐霞村譯本當成了梁遇春譯（1997年國民文學出書社《魯濱遜漂流記 摩爾· 弗蘭德斯》合刊本，簽名徐霞村 梁遇春譯）。而據相干研討者查找此書平易近國版本史料與書目信息，未發明有過與梁遇春或其筆名秋心相干的譯本。（王翡《民眾經典〈魯濱孫流浪記〉中國出書研討（1902—1949）》，南京年夜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21年）

以上順次梳理梁遇春遺著存佚及真偽情況。實在除這些著譯作品之外，梁遇春早已列進人生寫作翻譯打算的還有，蘭姆的伊利亞選集，康拉德選集，《旬日談》等名著批駁集，或還有斯特剌奇作品集，東方文學祖傳記、文學書話，等等。惋惜天不假以永年，枉然留下遺憾。昔時在梁遇春悲悼會上，廢名作挽詞曰：“此人只好彩筆成夢,為君應是曇華招魂。”希冀他在另一個世界持續以彩筆筑夢，這也是師友們對梁遇春寄予的最好哀思。

（本文作者系福建教導出書社編纂）